以文明生态镇（乡）为重点来统筹海南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一、我省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现状。

2009年9月开始，海南省委宣传部积极探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掀起了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活动热潮。其基本内容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引导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过九年发展，截止2009年8月17日，海南省已拥有文明生态村9697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40%多，预计到2010年，全省文明生态村总数将达到全省自然村总数的50%。海南以创建文明生态村为载体，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二、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省已进入了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统筹农垦和地方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期。然而，虽然近年来我省农村经济社会保持稳定较快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一是2008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尽管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除省会海口外，其他城市（镇）规模偏小，经济聚集和辐射能力有限；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部山区发展水平较低。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水平，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第三产业虽然比重较高，但内部结构层次较低，传统服务业比重高，旅游资源远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第四，我省每年转移8万农村人口，剩下“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在农村，逐渐出现许多空心村现象，摊大饼式的文明生态村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浪费和闲置的可能性。

三、以文明生态镇（乡）为重点和手段来统筹海南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形成了对我省农村现阶段发展的基本判断，即我省文明生态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当前迫切需要转入以文明生态镇（乡）为重点和载体，来加快推动海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原因如下：

（一）我省文明生态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已实现，重点向文明生态镇（乡）的转移已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2002年4月，省第四次党代会召开，时任省委书记白克明在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制订规划，力争经过五到八年的努力，使全省半数以上的自然村建成文明生态村，实现我省农村面貌历史性的新变化”。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经过九年建设，海南文明生态村数量已接近半数，其阶段性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2005年12月，全国宣传部部长会议指出：要认真总结海南等地，创建文明生态村的经验，推动文明村镇建设。2007年3月，海南省文明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指出：在巩固提高已创建文明生态村总体水平的基础上，把创建文明生态村与创建文明生态乡镇结合起来。

2009年，为实现国际旅游岛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和省建设厅决定联合在全省深入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创建文明生态镇（农林场）活动，计划创建105个镇（农场）为文明生态镇，争取利用三年时间，使全省乡镇、农场综合环境面貌有明显改观。

由此可见，文明生态镇建设的方向已在历次相关会议精神中有所体现。

（二）从全国层面来看，继城市棚户区改造之后，重点镇建设将成为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投资新着力点。

1、先看国家层面和有关部、委的动向。

中央政府已切实认识到当前大城市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要使“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相互协调。

此外，中国在谋求建设更多特大型城市方面表现谨慎，这从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定位为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城市要支持乡村、先进要支援后进。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议上也提议将城市化统一为城镇化称谓。而在此之前，一些社会经济学家鼓吹中国只要建设几个大都市就够了。许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甚至人为下达吸纳人口数量指标。这种人为的空间集中已经使很多一线城市不堪重负，城市整体生活水平也逐渐下降。

日前国家住建部主要负责领导指示村镇司，要对重点镇现行政策进行调研，谋划出台支持重点镇建设的新政策。全国性重点镇1887个均在调查范围，各地区政府均要撰写这些重点镇2004年以来的建设经验和地方政策。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采取“不出台新政策”的措施，而对农村和乡镇住房建设给予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扶持，试图将城市化进程重点放在小城镇建设上，而不是让人口大规模涌向大城市。
    以往一直不被重视的重点镇建设，在扩大内需、保增长的背景下，成了新经济增长点的首选。不少地方政府也将地区内重点镇建设作为城市化建设的一个着力点。当前中央财政投资对于重点镇建设支持力度很大。国家发改委有专门针对重点镇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资金。
    今年下达的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投资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投向重点镇的供水设施建设。今年城市建设用地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国土资源部给了各省城乡统筹用地周转指标。各地在利用这个周转指标的时候，就必须推进小城镇建设、推行撤村并乡镇等。
    日前，住建部还专门安排了农村危房改造奖励资金，意图就是将对农村危旧房改造投资与涉及农业的财政补贴连接起来，实现以财政投资引导农民更换住房的扩大内需目的。
    将城市化进程重点放在小城镇建设上，不仅打破了开发商关于“扩大内需必先扶持房地产市场”的预言，更帮助了农民、农民工等最需要改善居住的人群，实现了他们的住房需求。预计本次住建部的调研将总结重点镇建设经验，下一步会出台针对重点镇建设的奖励政策。陕西省最近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制定2009-2012年的三年重点镇建设规划。陕西省是今年重点镇建设推进力度最大的省份，也是将重点镇建设作为扩大内需重点工作的省份。因此，陕西省的众多探索可能成为住建部今年制定重点镇建设鼓励政策的参考依据。

2、再看专家层面，众多有识之士认为，城市化固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小城镇的发展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中国经济怎样才能扭转颓势?答案也许并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合适的路径是什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近来提出，只有加速推进城市化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长期陷于谷底的危险，这是唯一道路。

王建曾在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担任职务，是中国经济学界有影响力的“百人团”成员之一。他对官方的刺激措施表示警惕，认为这一切并不能缓解生产过剩危机。

过去多年，中国对外贸易口径的拉大和工业化建设的不断提速创造出许多需求，这击垮了传统小农经济，吸引亿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很多剩余劳动力也不再闲置无用，在工业化进程中找到机会。受此影响城市建设速度也在加快。中国目前有超过600座城市，每一座城市都尽可以地在摊大饼，一方面是扩充规模，另一方面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强大和繁荣的标志。

城市化扩张增加了很多机会，劳动力释放、各类投资以及各种产业链条的衍伸同步并进。王建估算城市化大约能创造出高达几百万亿之巨的需求，而这一块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被长期压抑的。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时候，这是能够对冲掉目前需求严重萎缩压力的，意义很不一般。

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城市化率从17%一下子提升到了超过40%，每年约以逾0.8%的幅度增长，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超过1000万。在此大势下，城市规模迅速膨胀。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规划司原副司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研究员顾文选认为：城市化速度上我们并不慢，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快的，但这种高增长率已经带来不小问题。大城市与小城镇出现了两极分化。大城市过于巨大，小城镇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快速发展，但后来萎缩了。

重工业过度、畸型的集中是导致少数城市规模得以扩张的原因。中国目前依然有赖重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这使得上海、北京等一类中心城市具备发展优势，而中国接近2万个乡镇则被运远甩在了一边，这些地方曾因短暂的乡镇经济热潮而兴起。

最近顾文选前往吉林调研。在毗邻工业重镇长春的一个城市，他跑遍了当地20多个乡镇，发现有1/3的乡镇居然没有自来水，还有1/2的乡镇没有下水道，供热、燃料以及能源管线几乎全没有，支持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设施都是短缺的。顾文选感慨不已，觉得我们城镇化的社会基础、农村基础非常薄弱，旁边就是几百万人口的长春市，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中心城市边上就是这么样一个衰落的状况。

对这种快速且孤立地发展大城市的传统城市化模式，顾文选认为已不是中国的方向。他批评说，现在是大城市缺少人居空间，小城镇缺乏基础设施。

顾文选认为，中国靠几个巨无霸式的超大城市来发展是不够的，中国有6亿城镇人口，超大城市最多只能吸纳2亿人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城镇体系。

中央政府表明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保护耕地并鼓励农地流转，以便使农村向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集约化转变。顾文选认为，如果这种速度我们能走快一些，旧有城市化会有很大改观。

（三）金融危机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可持续出路在乡镇重建。

未来解决社会充分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不管从哪个角度，这都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1、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未来解决社会充分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哪里”唯有这样，我们的政策才能避免错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已经不再是“工业化”，也不再是所谓的“城市化”。
　　据统计，我国城镇人口5.6亿，乡村人口7.4亿，其中农民户籍的人口高达9.4亿。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近8亿农民的大国，企图照搬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全世界的生产线都搬到中国，也难以实现把近8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更何况面对国内的环境、土地、能源、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各方面的约束，未来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能创造的就业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009年初2000万农民工失业和5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至少已经说明，其余的7亿多农业人口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充分就业，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不是未来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就业方向。
　　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化石能源所创造的文明之上，即“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农药农业”等等。而即将来临的石油天然气的短缺将从根本上动摇“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和“农药农业”存在的基础。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必然造成中国的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现在，我们正站在历史轮回的转折点上。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元危机，而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元背后的石油危机和资源危机。奥巴马政府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答案。我们需要站在石油文明即将终结的历史转折点上，重新审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及其后果，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寻求我国城市居民和乡村百姓就业与生活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2、根本出路在农业和农村，根本手段在于乡镇重建。
　　解决广大农民和大学生就业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农业和农村，广大农村人口和大部分大学生只能在农村乡镇就近、就地实现就业。为此，各级政府必须从长期以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工作力度和工作热情中，转变为更大力度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让“三农”不再成为“问题”，而是通过“农民组织化、农业产业化、产品分类化、服务网络化、乡村宜居化”来完成农民和大学生的安居乐业，只能通过乡镇重建来转移劳动力，通过产业集聚来创造内需。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四）韩国、成都等地的实践表明，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应以乡镇建设为载体。

1、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政府重视小城镇和郊区的发展。

韩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极为重视小城镇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掀起了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为目的的“新村运动”，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发展一批具有带领周围地区的文化、物质生活和主导产业发展功能 的小城市，作为对周围村镇具有辐射作用的核心。韩国政府行政自治部选择主干道路沿线的1505个小城镇为整治对象，平均给每个小城镇1026万韩元作为发展之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府自治部进一步细化与扩大整治对象，以小城镇为基础，平均给每个小城镇1.65亿韩元，大力扶植其自主产业，提高生产力，改进街道、市场等基础环境。同时，计划建立以郡为单位的区域中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系统将各个中心连接，形成居民生活、就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进入90年代以后，自治部致力于发展乡镇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通过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本地居民生活条件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平衡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政府通过《地方小城镇培育法（2001）》、《小城镇培育事业10年促进计划（2003—2012）》等法律法规，使韩国小城镇进入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小城镇的建设和完善对于填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空心地带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通过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韩国农民收入占城市居民收入的比例，在新村运动开始前的1970年为75%，经过新村运动，1980年变为95.8%，1990年为97.4%。近几年虽然有所反复，但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仍比较接近，如2000年为83.6%，2004年为84%。实践证明，在工业化和城市快速推进过程中，只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可以与工业化基本同步实现。

2、成都的“三集中”经验可资海南借鉴

30年前，当日本的城市靠着农村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腾飞之后，开始将高速公路、管道煤气、排水系统修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这种经济上的自觉行为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反哺。洞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几乎所有借助农业积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之后开始对农村的输血，这一过程平均是20年。而在中国，借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市从农村汲取了几十年的财富。日益繁华的城市，只留给农村一个遥远的身影。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撰文指出，当前有六大改革任务，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被他列在六项改革的首位。
    五年前，当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呼声日高时，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悄悄展开了一场“城乡一体化”改革。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改革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基层治理进而到农村产权等一系列变革试验，找到一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五年之后的成都，改革渐入深水区，新兴的农村小区和成片的“农庄”开始点缀古老的温江平原。
　　“成都实验”的核心，就是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持续近6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7亿4千多万农民兄弟姐妹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农民问题首先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80年以至100年的时候，我们理应让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7亿4千多万农民过上基本富足、自由和快乐的生活，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理性所在。

上述“三个集中”的原创者是江苏吴江市。当时，在建设新农村的时候，吴江提出坚持把加强农村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建设贯穿于新农村建设之中，积极引导工业向规划区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农业用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

2003年，成都市双流县前去取经。根据吴江的启发，双流县提出来搞“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创造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条件；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2003年10月22日，双流会议上，“三个集中”被正式确定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具体办法。

一个逻辑是，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化，需要让更多农民进城，但农民进城得需要钱！单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专家估计，平均一个人的城市化成本在10万到15万之间。城市化的成本高得惊人。

一个农民进城要解决住房问题，医疗、教育、就业问题，相应的还有城市的公共服务。一个人10万，成都有600万农民，要转移三分之二，400万人就要4000亿。政府不吃不喝，30年也攒不下来。通过三个集中，可以让土地和农民住宅存量变增量，积聚城镇化需要的资本。

2007年6月7日，成都获得一个新的牌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统筹城乡的改革得到国家的认可和鼓励，也值得海南借鉴。

四、以文明生态镇（乡）为重点来统筹海南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对策。

（一）重要意义：

首先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具体落实。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并将城镇化作为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中共海南省委五届四次全会提出，我省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城乡一体化水平显著提高，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文明生态市（县）、文明生态镇（乡）、文明生态村的现代城乡体系。

其次，可以有效解决就业和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差距。

海南每年转移8万农村劳动力。如果城镇化实现，可以基本就地转移，实现在地就业，还可有效扩大海南内需，缩小城乡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城乡差别。

再者，有利于优化配置农村各要素资源。

乡镇企业可以在园区集中发展，使小城镇的产业集聚效应有效发挥，可以有效调整、调优产业结构，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形成有序竞争，节约资金，节约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撤村并镇（乡）的人口向城镇集中，可以有效避免农民工在大城市的浮萍现象，在城镇定居，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

（二）主要对策：

1、规划先行

《海南城乡规划条例》已由省人大通过，并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海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也已正式通过实施。建议邀请台湾乡镇规划专家，和省内外专家组成规划团队，共同编制《海南省重点镇（乡）规划》，作为上述规划的子规划来实施。中心镇（乡）是连接城乡的节点，建议按照合理布局、增强功能的要求加快培育，使之成为繁荣农村、服务农业、集聚农民的重要载体。

2、增加资金投入。

政府首先要加强投入，同时引导社会资金加强对文明生态镇（乡）建设的投入。

另外，加快实施宅基地、农民住宅、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发证工作，探索宅基地和农民住宅置换城镇住宅、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障的试点工作，让存量变为增量。

3、统筹海南农垦和地方的重点镇（乡）建设

充分利用2008年国务院将海南农垦交由海南省全面管理的契机，统筹海南农垦和地方重点镇（乡）建设。依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或将地方乡镇归并到农场场部，或将场部归并至地方乡镇，实现可持续集约化发展。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近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工作部署会议上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最为活跃的时期。未来30年，中国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

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愿海南能通过优先加快发展生态文明镇（乡）来写好其现代历史——乡村城市化的历史，推进海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早日实现我省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作者:海南省农业交流协会秘书长 周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