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历史证明,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相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因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在农村。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所以,西方走向工业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从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与自信的动力开始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是否消失,不会触动西方文明传承的中断问题。 但是,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命运则涉及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中国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则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这种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 因此,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不可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相反,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沿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回归之路,是顺流而行。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恰恰是时代的必然。当传统文明遇上生态文明,其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疗治会带来五大功效:
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之解药
在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中,中国先民发现,大自然虽然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给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中国五千年中形成的诗经与易经、道家和儒家等丰富多元的文化,都根源于中国先民“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的自然智慧。在几千年历史形成中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华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中国古代耕读的乡村文明携带着我们可利用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基因。 然而,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均衡。现代的工业文明病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制增长,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危机,而且也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中越走越远。
乡村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生态文明需要的新模式 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来看乡村生活时,恰恰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另一种幸福生活模式。被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所捆绑和刺激起来的高消费、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病态生活。环保部披露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能耗是农村的3倍。目前的乡村虽然没有城市的收入高,但农民享有城市用货币无法购买或成本很高的另一种福利,这就是人类幸福生活所需要的真情、健康、清洁空气、宁静和生态化食物等。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乡村低成本、低消费、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需要倡导的新生活方式。
生态农业革命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一个美国专家曾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耕种了5千年的土地,都没有耕坏,而现代工业化农业,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不可持续了? 中国五千年农牧业发展,所使用的智慧和技术,恰恰是在遵循天道和命理的生命规律中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农耕生产方式,以互助为主的游牧生产方式,同样也是服从于生命物质财富增值的规律形成的。就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是符合天道与命理的科学农业,而现代工业化农业是违背天道和命理的反科学农业。 西方式的农业工业化模式,是造成当代人类粮食危机的深层根源。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以报复性灾难向现代人类昭示着: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工业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推广失灵的危机。把解决工业领域化合物的科学技术方式,简单地搬用到农业中的生物世界,由于违背了生命的本质和规律,结果导致了生物世界的破坏和危机。同样,将满足追求无限增长的加工化合物的生产方式,搬用到以生命为对象的农业领域,也严重违背了生命物特性和规律的生产方式。由此破坏了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并造成了许多灾难性后果。 当代世界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发源地也许就在中国。中国农业革命,要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新能源、智能化技术结合中,探索生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中国的农业革命,将为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传统耕读文化+生态文明”模式为乡村绿色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国经济转型,为边缘化的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为乡村承载现代产业经济提供了可能性条件,那么在生态经济推动下回归自然的低碳消费、文化性消费等,为中国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动力。从发展趋势看,有六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振兴乡村文明发展的新兴产业: 一是生态有机农业。高附加值的农业生态产品将成为未来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二是乡村旅游业。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乡村的旅游将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 三是乡村手工业。在新需求的推动下,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正在悄悄复兴。 四是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 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能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六是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特有的低成本生活,高环境福利与浓厚的乡土人情,随着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乡村具有的养老作用越来越明显。
乡村就地文明化可创造城乡两元共生城镇化新模式
今天的中国需要城镇化,但绝不能走西方式的让乡村消亡的城镇化。以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以乡村终结为代价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中国的必然规律。 生态文明需要乡村与城市两元共生的新人口居住模式。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是在生态文明的时空中,实现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物质与建设、创新与传承、生活与生产等一系列的系统整合,而承担这个系统整合的载体,只能是携带着不同信息和基因的城市与乡村两元共生的载体。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城市化目标,就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而是两元制衡、均衡、互动程度越高越好。 从文化与历史看:我们有中华民族历史活化石的少数民族的村寨文明,我们有承担着中国民族兴盛衰微、源远流长、继往开来的农耕乡村文明,我们还有负载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游牧乡村文明。 从产业类型看:我们有农耕乡村、渔业乡村、游牧乡村、手工业乡村、商贸乡村等。我们还相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乡村还会成为现代新兴产业乡村,如画家乡村、禅修乡村、总部乡村、太阳能乡村、学者乡村、高校乡村、科学家乡村、养老乡村等。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象力,面对中国高度多元化的乡村,都相形见绌。 从自然环境看:我们的美丽乡村更是缤纷多彩,在丘陵地带的有“诗意乡村”,在濒海、滨江的有“渔歌乡村”,坐落在平原上的有“田园乡村”,位于高原的是“天堂乡村”,隐藏在深山中的是“桃园乡村”。即使人走房空的废墟乡村,也魅力十足,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立在自然博物馆中的“古老乡村”,因为她的历史一定会比美国悠久,可能与法国同龄。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乡村文明充满了希望,不仅因为中国的乡村文明接到了时代太阳之阳气而复生,还因为今天中国乡村文明建设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前行。当代中国走向生态文明,一开始就是在“三高一新”的高位上进行。即中国有自有技术的高铁,正在酝酿中的移动多媒体高集中信息技术以及已经遍布中国的高速公路,再加上高度机动性、低排放的新能源。这种集工业文明遗产与生态文明新资源为一体的集成技术,将把中国带入突破空间限制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文明贡献的地球村时代。这个新时代技术,不仅为诗意乡村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且也是在18世纪英国的霍华德所追求的在西方没有实现的、也无法实现的田园城市建设将成为可能。 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是人类文明中心在轮回中再次回到东方之后的一次新涅槃。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代需要我们的顿悟,需要我们从惯性思维的迷途中觉醒,来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多样性的乡村文明,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遗产。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的新天地时空中,在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提供的多元世界中,不是让我们与西方比谁飞的更高,而是谁飞的更自由、更幸福,这才是我们中国梦。 摘自:《行政管理改革》张孝德文章《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明发展命运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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